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罗沙、齐琪）最高人民法院23日发布第42批共4件指导性案例。这是最高法首次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其中针对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作出回应。
如果“外卖小哥”与平台企业签订的是承揽、合作协议，或者平台企业要求“外卖小哥”先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再签订承揽、合作协议，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对此，指导性案例中明确：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与劳动者订立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与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依法作出相应认定。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指导性案例同时明确，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要求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根据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准确作出认定。对于主营业务存在转包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结合实际用工管理主体、劳动报酬来源等因素，依法认定劳动者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发展，网络主播与MCN机构之间的劳动争议也较为多发。指导性案例明确，经纪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强，从业人员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管理制度，且对利益分配等事项具有较强议价权的，应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
代驾司机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代驾司机与平台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指导性案例明确：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为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必要运营管理，但未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对于劳动者提出的与该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最高法同时指出，指导性案例并不意味着平台企业与网络主播、代驾司机之间绝对不能成立劳动关系，关键要看是否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即使不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不能确立劳动关系，但企业进行一定劳动管理的，也应当依法依规保障劳动者的相应权益。
（来源：新华网）
最高法发布依法保障劳动权益总体情况、涉欠薪
纠纷典型案例、新业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依法保障劳动权益，事关充分高质量就业、事关公平正义、事关社会和谐。12月2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保障劳动权益总体情况以及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加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调解仲裁管理司司长王振麒、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李进东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林文学主持。
保障劳动权益总体情况
——全国法院今年1至11月受理一审劳动争议案件59万件，审结一审涉新就业形态民事案件约8万件，截至12月中旬，执行到位涉农民工案件金额17.2亿元
会上，贺小荣介绍了最高法依法保障劳动权益总体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就业优先政策，加强审判指导，明晰裁判规则，做实定分止争，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积极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贺小荣表示。
通报数据显示，今年1至11月，全国法院受理一审劳动争议案件59万件，受理一审劳务合同纠纷案件66万件；全国法院受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刑事案件约1000件，受理一审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民事案件约8.2万件；截至12月中旬，全国法院共执结涉农民工案件约6.9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7.2亿元。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在依法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方面，今年1至11月，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涉新就业形态民事案件约8万件，包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个体户案”“连环外包案”“劳动管理算法控制案”等典型案例。
“依法保障劳动权益是个系统工程，各方同向发力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会上，贺小荣介绍了最高法在推动形成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合力方面的工作。通报数据显示，今年1至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诉前调解成功的劳动纠纷达6.2万件，全国总工会诉前调解成功33.7万件。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最高法决定自2024年11月至2025年春节前，在全国法院部署开展治理欠薪冬季专项行动，以工程建设等领域特别是政府、国企项目为重点，加大涉欠薪案件审判执行力度，确保已经执行的案款在春节前顺利发放。
发布9个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
——旨在进一步明晰裁判规则、推动部门联动、促进多元解纷、加强协同共治
会上，陈宜芳介绍了9个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的具体情况。
其中，宫某等11人与某金属公司等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王某与某投资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发挥了典型案例在统一裁判规则、传播价值理念、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引导用人单位知法守法、劳动者理性维权。
“化解欠薪纠纷过程中需处理好促进市场主体发展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系。区分用人单位欠薪的主观过错、危害后果和解决预期，推动用人单位稳住岗位、保住基本工资发放，妥善解决欠薪纠纷。”陈宜芳在会上表示。
典型案例中，31名劳动者与陈某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某运输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案体现了上述理念。
执行工作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典型案例中，47名劳动者与某餐饮公司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执行案、11名劳动者与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执行案、69名劳动者与某鞋业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体现了人民法院坚持多措并举、分类有效处置，维护劳动者胜诉权益的做法。
会上，陈宜芳介绍，最高法加强与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协作，进一步健全防范化解工作体系，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在11名网约车司机与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132名劳动者与某船舶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中，人民法院加强与总工会、人社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依法保障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发布首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
——涉及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等职业群体，聚焦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
近五年（2020至2024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新就业形态民事纠纷案件约42万件。今天，最高法首次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
据周加海介绍，在新就业形态领域，劳动用工模式的新特点造成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所涉情形复杂多样，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判断困难。特别是有的企业通过“连环外包”、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方式规避建立劳动关系，进一步加大了准确判断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裁判标准的统一。
本批案例涉及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等职业群体，聚焦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对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作出回应。
周加海表示，判断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必须扭住劳动关系的本质、核心特征，即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
对于利用签订承揽、合作协议或者“引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方式规避建立劳动关系的问题，指导性案例237号“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诉徐某申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38号“圣某欢诉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予以明确。
针对网络主播与MCN机构之间因经纪关系所产生的履约要求与支配性劳动管理问题，以及代驾司机与平台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指导性案例239号“王某诉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指导性案例240号“秦某丹诉北京某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进行了准确区分，两个案例有利于廓清基于平台维护所采取的必要运营管理措施与支配性劳动管理的界限，支持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发布第239号、第240号指导性案例并不意味着平台企业与网络主播、代驾司机之间绝对不能成立劳动关系，关键要看是否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周加海补充道，“即使不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不能确立劳动关系，但企业进行一定劳动管理的，也应当依法依规保障劳动者的相应权益。”
据悉，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涉新就业形态民事案件审判指导，继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之后，将围绕司法实践中突出的职业伤害保障、劳动者致人损害责任承担等问题，持续培育、选编、发布案例，推进出台有关司法解释。
依法惩治欠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
党中央高度重视治理欠薪工作。临近岁末，正值工资结算高峰，落实和保障好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是当前一项重要且紧迫的民生大事。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劳动者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要部署，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保持就业、物价总体稳定的部署安排，最高人民法院立足司法审判职能，依法加强调解工作、加大执行力度，积极化解欠薪纠纷，及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从全国各级法院办理的大量案件中选取、发布9个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进一步明晰裁判规则、推动部门联动、促进多元解纷、加强协同共治。本批案例有以下特点：
一是明晰裁判规则，妥善化解纠纷。发挥典型案例在统一裁判规则、传播价值理念、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引导用人单位知法守法、劳动者理性维权。宫某等11人与某金属公司等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中，宫某等11人与海外生产项目发包人某冶金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与承包人（实际用人单位）某金属公司未订立劳动合同。在实际用人单位不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法以人格、经济等从属性特征作为判断标准，准确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保障了海外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王某与某投资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中，某投资公司就拖欠工资与王某约定了分期付款时间，但未按照约定支付第一期工资，且在诉讼过程中否认付款约定。人民法院认为，虽然后续工资付款期限尚未届满，但某投资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付款义务，劳动者可以在后续工资支付期限届满前请求公司支付所有欠付工资，依法充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
目录
案例一：“司法建议”+“一函两书”，推动化解平台企业欠薪纠纷
——11名网约车司机与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
案例二：依法确认劳动关系，妥善化解海外务工人员欠薪纠纷
——宫某等11人与某金属公司等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案例三：用人单位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明确表示不履行支付工资义务的，应承担预期违约责任
——王某与某投资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案例四：依法裁定先予执行，实现欠薪纠纷“提前救济”
——某运输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案
案例五：巧用追加程序，化解群体讨薪难题
——11名劳动者与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执行案
案例六：依法限制实际控制人等高消费，彻底化解欠薪纠纷
——47名劳动者与某餐饮公司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执行案
案例七：“灵活查封+司法监管+风险提示”，助力小微企业摆脱欠薪困境
——31名劳动者与陈某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例八：综合施策，实现查封财产价值最大化
——132名劳动者与某船舶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
案例九：“执破融合”，一揽子化解欠薪纠纷
——69名劳动者与某鞋业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
案例一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系某网约车平台的运营主体。网约车司机在某科技公司运营管理的APP上接受派单，由平台统一负责运力调度。2024年，11名网约车司机不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与某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科技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等。案件审理过程中，审理法院了解到该网约车APP在线注册司机数千人。
审理法院通过寓调于审、以审促调的方式开展全流程调解，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某科技公司已自动履行协议义务，共计为劳动者挽回欠薪等损失26万元。为推动平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审理法院向某科技公司发送司法建议。某科技公司收到司法建议后回函表示，将依法用工，进一步优化管理模式。审理法院同时将司法建议抄送区总工会，并就“法院+工会”联动发挥“一函两书”制度优势进行沟通协调。区总工会调研后，向相关平台企业发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平台企业表示，将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规范用工方式，认真听取、响应工会或者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避免纠纷再次产生。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人民法院和总工会协同推进“一函两书”工作，积极发挥各自职能优势，通过发送司法建议与“一函两书”的方式，促使用人单位及行业纠正存在的劳动用工违法行为并督促用人单位自动履行裁判义务，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谨防“小问题”演变为“大矛盾”，引导平台企业营造更加健康、和谐、稳定的用工环境，实现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权益和平台经济发展的双向增益，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基本案情】
某冶金公司承租老挝某钢铁公司的螺纹钢生产线成套设备及厂房。某冶金公司（发包方）与某金属公司（承包方）订立承包合同，约定：某金属公司整体承包上述设备及厂房；某金属公司自行聘任人员，统一管理，承担人员出国、薪资等费用。某金属公司招录宫某等人到老挝工厂工作。某冶金公司为协助某金属公司办理人员出国务工手续，与宫某等人订立劳务合同。宫某等11人提交了工作期间某金属公司的考勤记录、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情况说明》确认了自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期间某金属公司欠付宫某等11人的工资数额。因某金属公司拖欠工资，宫某等11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某金属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与宫某等11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不承担支付工资的义务。
审理法院认为，某冶金公司与宫某等11人订立劳务合同，系为协助某金属公司办理人员出国务工手续。鉴于某冶金公司与某金属公司订立的承包合同约定，某金属公司自行聘任人员、支付工资，且宫某等11人提供的考勤记录、《情况说明》等证实其接受某金属公司的劳动管理，故不予支持某金属公司关于某冶金公司系用工单位的主张。审理法院判令，确认宫某等11人与某金属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金属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
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持续扩大，覆盖地区范围不断拓展，劳动力跨境流动日益频繁，我国到海外务工的人数逐年递增，劳动纠纷不断增加。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充分考虑境外用工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结合劳动报酬支付主体、劳动用工管理等情况，实质性审查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具备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劳务合作健康发展，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2016年12月，王某入职某投资公司。某投资公司自2019年起欠付王某工资。双方于2020年12月签署的《欠款担保约定》载明：“某投资公司因出现经营困难，暂时无法正常支付员工工资等费用。承诺欠付王某的2020年9月至12月基本工资于2021年12月前付清、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的其他工资于2023年12月前付清。”2020年12月，某投资公司与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但一直未按照《欠款担保约定》支付王某2020年12月基本工资。王某于2022年3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某投资公司支付2020年12月工资（含基本工资、其他工资）、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的其他工资。某投资公司在审理中明确表示不认可《欠款担保约定》中的债务，拒绝履行。
审理法院认为，当事人在解除劳动关系前签署的《欠款担保约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虽《欠款担保约定》约定某投资公司于2023年12月前支付王某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的其他工资，但某投资公司未按照约定时限支付王某2020年12月基本工资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在审理中明确表示不认可《欠款担保约定》确认的债务、拒绝履行约定的义务，故王某有权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要求某投资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审理法院判令，某投资公司支付王某2020年12月工资、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的其他工资。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经常就支付工资、经济补偿等订立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虽然劳动者起诉时，双方约定的用人单位支付欠付其他工资的履行期限尚未到期，但用人单位已存在违约行为且明确拒绝履行支付工资的义务，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用人单位承担支付全部工资的责任。人民法院通过个案裁判既一揽子化解了矛盾纠纷，又引领了社会法治意识养成，倡导用人单位诚信履约、引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彰显了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本案情】
某运输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订立《砼运输合作方案》，约定由某运输公司组织车辆为某混凝土公司提供预拌混凝土运输服务。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运费支付等发生争议。某运输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某混凝土公司支付运费、利息、违约金等费用。诉讼过程中，某运输公司19名货车司机集体讨薪。在审理法院组织下，某运输公司、某混凝土公司共同对基础运费进行了确认。某混凝土公司认可欠付108余万元基础运费，同意将确认后的费用支付给司机。某运输公司申请某混凝土公司先予支付108余万元用于支付司机工资。
审理法院认为，某运输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多次对账，某混凝土公司认可欠付基础运费108余万元，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某混凝土公司未支付基础运费致使某运输公司无力支付司机工资，审理法院作出先予执行民事裁定书，裁定某混凝土公司先行给付某运输公司基础运费108余万元。为确保司机领取到工资，审理法院逐一核实司机欠薪情况，敦促某运输公司当庭将款项发放到每名司机账户，在运输合同纠纷审理中成功化解欠薪纠纷。
欠薪纠纷关系劳动者生存利益的维护，保障劳动者利益诉求快速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在此期间，有的当事人可能存在严重经济困难或者其他急迫需要，若不提前兑现胜诉权益，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在作出判决之前，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一方当事人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数额的款项或者财物。本案中，人民法院在审理运输合同纠纷中，发现当事人无异议的基础运费108余万元正是用人单位急需发放给劳动者的工资。如解决运输合同纠纷后，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不利于及时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亦不利于社会稳定。收到当事人提交的先予执行申请后，人民法院对于事实清楚的基础运输费用部分依法裁定先予执行，引导当事人当庭给付劳动者工资，不仅先行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纠纷，还有效缓解了劳动者的燃眉之急，高效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对劳动者的“提前救济”。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因经营不善拖欠11名劳动者工资，劳动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并在仲裁裁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经系统查询及实地调查，均未发现某科技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虽对某科技公司采取限制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但效果不佳，一度陷入执行僵局。
执行法院及时转变执行思路，通过调取某科技公司的工商档案，发现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三名股东分别认缴出资额400万元、50万元、50万元，出资期限为2050年12月31日，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实缴出资额均为0元。执行法院及时约谈申请执行的劳动者，依法释明，引导其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开通绿色通道将案件快速移送执行裁决部门审查。
启动追加程序后，执行法院向股东释明其对公司的出资责任、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条件、公司债权人对股东出资享有的权利以及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法律后果。股东认识到其应积极履行实缴出资义务，随即向劳动者支付了工资18.97万元，劳动者撤回追加申请，案件执行终结。
欠薪案件的执行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面对公司“空壳化”、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困境，人民法院依法积极履职，准确适用公司法关于公司资本制度的规定，用全、用好、用尽执行措施，通过追加执行主体方式，促使股东代公司清偿债务，全面兑现劳动者胜诉权益，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
【基本案情】
47名劳动者与某餐饮公司因劳动报酬事宜发生争议，劳动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双方就争议事项达成调解协议：某餐饮公司于2023年6月10日前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工资共计795942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仲裁调解书。因某餐饮公司未履行义务，47名劳动者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法院受理案件后，了解到某餐饮公司实际控制人系朱某，主要负责人实为程某，法定代表人余某与公司无任何关联。朱某、程某拒不承认自己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执行法院经多方走访，最终获取到足以证明朱某、程某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主要负责人的证据，经劳动者申请，对两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在执行法院将文书送达程某、朱某，并告知其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后果后，二人主动出面与劳动者协商，支付了拖欠工资。
执行实践中，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是化解“执行难”的利器。有些用人单位为了逃避执行，实际控制人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与单位毫无关联的人，对法定代表人采取惩戒措施对案件执行毫无助益，实际控制人仍然控制公司经营。本案中，人民法院查询不到用人单位名下财产时，主动查证实际控制人相关证据，对被执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负责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促使隐匿于幕后的被执行人主要人员“走出来”与劳动者协商解决问题，圆满解决欠薪执行难题。
【基本案情】
31名劳动者在陈某经营的某服饰公司工作。因陈某无法支付劳动报酬，双方产生争议。经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符合确认条件，依法作出确认决定书。因陈某未按约履行债务，31名劳动者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查明，陈某名下除了厂内机器设备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执行法官通过实地调查走访，了解到某服饰公司是本地的羽绒服加工厂，目前仍在经营，提供20余个就业岗位，但因被他人拖欠货款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此前从未拖欠过劳动者劳动报酬。若将机器设备一封到底，公司经营将难以为继，劳动者将全部下岗；但不及时采取有效执行措施，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又难以得到保障。
执行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某服饰公司具有发展盈利潜力，“竭泽而渔”不如“活水养鱼”。执行法官邀请申请执行人一同前往现场，阐明利害关系，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最终订立和解协议，约定分期付款，某服饰公司指定账户被纳入法院监管，除预留生产经营必需资金外，其他收入均用于偿还债务。执行法院对机器设备采取“活封”，陈某未经允许不得对机器设备实施转让、买卖等处分行为，但可继续进行生产使用。陈某开办的某服饰公司正常经营，出厂羽绒服销往全国各地，本案得以顺利执行完毕。
本案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致力于各方主体权益的实质性实现，准确把握强制执行与善意文明执行的平衡点，根据市场环境、企业状况进行科学研判，及时调整执行方案，通过“活水养鱼”的方式为双方提供缓冲空间，保障企业持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激发市场活力，最大限度地帮助其减负纾困、恢复发展。对企业银行账户动态监管，增进双方互信，在有效解决纠纷的同时，也为双方当事人今后的合作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基本案情】
因某船舶公司拖欠132名劳动者劳动报酬，双方产生争议。132名劳动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申请财产保全。执行法院打通“仲裁保全”链条，以线上与线下“双线”结合查控方式，在相关部门配合下，1天内成功冻结某船舶公司银行账户1.13万元，清点并查封厂内大量机器、办公设备及原材料等。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仲裁调解书。
仲裁调解书生效后，某船舶公司负责人表示无力继续经营，且案涉财产处置变现周期长，劳动者工资权益兑现难度大。为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执行法院协调镇政府，积极寻找意向投资人，多次组织意向投资人现场走访、查看设备，促成广州某船业公司在设备拍卖前承租厂房及设备，支付的租金用以支付劳动者工资。后，执行法院通过拍卖处置了被执行人的设备，为劳动者追回工资等共计265万元。为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解决劳动者失业问题，执行法院持续与竞买人广州某船业公司沟通协商，促成竞买人投资经营某船舶公司，既帮助企业摆脱经营困境，又解决了百余名劳动者的就业问题。
企业经营不善易引发欠薪纠纷。本案中，人民法院积极发挥执行职能，畅通“仲裁保全”机制，加强与人社部门、属地镇政府的信息互通、沟通协作，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优势作用，创新执行联动模式，引入投资人盘活案涉机器设备并接手经营企业，解决劳动者失业问题。人民法院情系群众之“急”、善解群众之“难”、巧化群众之“愁”、回应群众之“盼”，既实质化解欠薪难题，又深入践行了“暖薪护企”理念，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基本案情】
某鞋业公司系生产鞋品的小微企业，因经营不善负债并拖欠劳动者工资，其中进入法院执行程序的13笔工资共计59.6万元，未经诉讼、仲裁的56笔工资共计51.5万元，累计69笔共计111.1万元。执行法院经调查走访，某鞋业公司现有资产为机器设备、铝楦及少量银行存款等，严重资不抵债。
为妥善化解纠纷，执行法院一方面加快处置某鞋业公司财产，经全体债权人同意后，对价值较高的铝楦以高于市场评估价的105.7万元予以变卖，8小时连夜完成向买受人交付。另一方面，为平等保护所有劳动者权益，执行法院协调有关部门调查尚未进入诉讼的工资债权情况，以执破融合引导债权人申请某鞋业公司执行转破产，于破产程序中依据破产财产分配顺序优先保障全体劳动者工资债权。最终，执行法院通过依法启动破产程序为全体劳动者发放工资105.7万元，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
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坚持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凝聚部门协作合力，深化“执破融合”，多方联动一揽子化解69名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于春节前集中发放工资105.7万元，高效兑现工资债权，消除潜在纠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切实实现“劳有所得”，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30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发布第42批共4件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这方面的专题指导性案例。
一、本批指导性案例的编选背景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指导性案例237号
关键词 民事/确认劳动关系/新业态用工/承揽、合作协议/实际履行情况/劳动管理
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与劳动者订立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与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依法作出相应认定。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郎溪某服务公司）与某咚买菜平台的运营者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网络公司）于2019年4月1日订立《服务承揽合同》。该合同约定：郎溪某服务公司为上海某网络公司完成商品分拣、配送等工作；双方每月定期对郎溪某服务公司前一个月的承揽费用进行核对后由上海某网络公司支付；郎溪某服务公司自行管理所涉提供服务的人员，并独立承担相应薪酬、商业保险费、福利待遇，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雇主责任或者其他责任。
2019年7月，郎溪某服务公司安排徐某申到某咚买菜平台九亭站从事配送工作。郎溪某服务公司与徐某申订立《自由职业者合作协议》《新业态自由职业者任务承揽协议》。两份协议均约定：徐某申与郎溪某服务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二者的合作关系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其中，《新业态自由职业者任务承揽协议》约定：郎溪某服务公司根据合作公司确认的项目服务人员服务标准及费用标准向徐某申支付服务费用；无底薪、无保底服务费，实行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制。但郎溪某服务公司并未按照以上协议约定的服务费计算方式支付费用，实际向徐某申支付的报酬包含基本报酬、按单计酬、奖励等项目。2019年8月12日，郎溪某服务公司向徐某申转账人民币9042.74元（币种下同）。2019年8月13日，徐某申在站点听从指示做木架，因切割木板意外导致右脚受伤，住院接受治疗，自此未继续在该站点工作。2019年9月3日，郎溪某服务公司以“服务费”名义向徐某申支付15000元。徐某申在站点工作期间，出勤时间相对固定，接受站点管理，按照排班表打卡上班，根据系统派单完成配送任务，没有配送任务时便在站内做杂活。
徐某申因就工伤认定问题与郎溪某服务公司发生争议，申请劳动仲裁。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徐某申与郎溪某服务公司在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8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郎溪某服务公司不服，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5日作出（2021）沪0117民初600号民事判决：确认徐某申与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在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8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宣判后，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7日作出（2021）沪01民终1159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郎溪某服务公司与徐某申订立承揽、合作协议的情况下，能否以及如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劳动者的权益有重大影响。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法享有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获得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等一系列权利，同时也承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等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实践中存在企业与劳动者签订承揽、合作等合同，以规避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等因素，准确认定企业与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处理劳动权益保障案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可见，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在新就业形态下，平台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较大变化，劳动管理的具体形式也随之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但对劳动关系的认定仍应综合考量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有无及强弱。具体而言，应当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依法作出相应认定。
本案中，虽然郎溪某服务公司与徐某申订立的是承揽、合作协议，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法庭查明的事实，应当认定徐某申与郎溪某服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具体而言：其一，徐某申在站点从事配送工作，接受站点管理，按照站点排班表打卡上班，并根据派单按时完成配送任务，在配送时间、配送任务等方面不能自主选择，即使没有配送任务时也要留在站内做杂活。其二，徐某申的报酬组成包含基本报酬、按单计酬及奖励等项目，表明郎溪某服务公司对徐某申的工作情况存在相应的考核与管理，并据此支付报酬。其三，郎溪某服务公司从上海某网络公司承揽商品分拣、配送等业务，徐某申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郎溪某服务公司承揽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徐某申与郎溪某服务公司之间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
指导性案例238号
关键词 民事/确认劳动关系/新业态用工/个体工商户/承揽、合作协议/实际履行情况/劳动管理
1.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要求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根据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准确作出认定。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2.对于主营业务存在转包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结合实际用工管理主体、劳动报酬来源等因素，依法认定劳动者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企业建立劳动关系。
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某网络公司）承包某外卖平台在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浒墅关片区的外卖配送服务。2019年4月25日，圣某欢通过特定APP注册成为该外卖平台浒墅关片区专送骑手。专送骑手的具体运行模式为：在注册方式上，专送骑手必须通过站点授权才能下载注册该APP；在派单方式上，平台根据定位向专送骑手派单，骑手不可拒绝，因特殊情况不能接单需申请订单调配；在骑手管理上，专送骑手受其专属站点管理，站长决定订单调配、骑手排班，骑手需按照排班上线接单；在薪资构成及结算上，专送骑手薪资包括订单提成、骑手补贴及其他补贴等。在注册过程中，圣某欢进行人脸识别并根据提示讲出“我要成为个体工商户”。自此，圣某欢通过上述APP接单，接单后使用自有车辆配送。江苏某网络公司对圣某欢有明确的上班时间及考勤要求，请假会扣除相应奖励。
2019年5月30日，江苏某网络公司与江苏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某管理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约定委托江苏某管理公司提供市场推广服务；江苏某管理公司承接项目订单后可以另行转包；接活方在执行任务期间受到或对任何第三方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害，江苏某网络公司应当自行承担后果，不得要求江苏某管理公司承担侵权等赔偿责任；每月双方对上个月接活方名单、佣金费用、服务费用等进行核对，由江苏某网络公司将相应款项存入其设在第三方平台的账户，由第三方平台将相应费用划至接活方账户。同年6月10日，圣某欢委托江苏某管理公司为其注册“个体工商户”，并以“个体工商户”名义与江苏某管理公司签订《项目转包协议》，约定：双方系独立的民事承包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个体工商户独立承包配送服务业务，承担承揽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江苏某管理公司按月将服务费结算给个体工商户。同年6月13日，圣某欢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市场营销策划、市场推广服务、展览展示服务。2019年6月至8月，圣某欢分别收到薪资人民币5035.5元、6270.5元、5807.7元（币种下同）。圣某欢在上述APP中的薪资账单页面显示，薪资规则说明为江苏某网络公司制定，薪资构成包括底薪、提成、补贴奖励等，其中底薪0元。
2019年8月24日晚10时许，圣某欢在外卖配送过程中因交通事故受伤。因工伤认定问题与江苏某网络公司发生争议，圣某欢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江苏某网络公司在2019年4月26日至8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圣某欢的仲裁请求。圣某欢不服，向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江苏某管理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日作出（2020）苏0505民初5582号民事判决：圣某欢与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8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外卖骑手圣某欢与江苏某网络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之间基于用工建立的关系。但实践中存在企业要求劳动者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合作等合同，以规避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发生纠纷后，劳动者主张与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能仅凭双方签订的承揽、合作协议作出认定，而应当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等因素，准确认定企业与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被要求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并不妨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中，江苏某网络公司要求外卖骑手圣某欢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后再与其签订承揽、合作协议，意在规避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双方实际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具体而言：其一，圣某欢成为专送骑手需通过站点授权才能完成APP注册，而后圣某欢通过APP接单，根据劳动表现获取薪酬，不得拒绝平台派发订单，特殊情况不能接单时需向江苏某网络公司申请订单调配；而且，江苏某网络公司制定考勤规则，对圣某欢的日常工作进行管理。其二，根据APP薪资账单中的薪资规则说明、平台服务协议可以看出，圣某欢薪资来源、薪资规则制定方为江苏某网络公司，发放金额由江苏某网络公司确定，双方实际结算薪资。其三，圣某欢注册成为专送骑手，隶属于江苏某网络公司承包的某外卖平台浒墅关片区站点，其从事外卖配送服务属于该公司主营业务。综上，江苏某网络公司要求、引导圣某欢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以建立所谓平等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形式规避用人单位责任，但实际存在用工事实，对圣某欢进行支配性劳动管理，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圣某欢是与江苏某网络公司还是与江苏某管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经查，江苏某网络公司虽然通过签订平台服务协议将配送业务转包给江苏某管理公司，但实际圣某欢依然通过此前注册的APP进行接单和配送，江苏某网络公司也通过该APP派单并进行工资结算。圣某欢系由江苏某网络公司直接安排工作、直接管理、结算薪资等，其与江苏某网络公司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明显超过与江苏某管理公司的联系。故对江苏某网络公司仅以其与江苏某管理公司存在内部分包关系为由，提出其与圣某欢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抗辩，依法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
指导性案例239号
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确认劳动关系/新业态用工/网络主播/经纪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
经纪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强，从业人员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管理制度，且对利益分配等事项具有较强议价权的，应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
王某系网络主播，其在网络平台创建并运营自媒体账号。2020年3月，王某与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传媒公司）签订《独家经纪合同》。该合同约定：王某授权北京某传媒公司独家为其提供自媒体平台图文、音频视频事务有关的经纪服务和商务运作；王某主要收入为按照月交易金额获取收益，王某的保底费用和提成根据月交易金额确定，北京某传媒公司将收入扣除相关必要费用后由双方按比例分成，王某有权对收入分配结算提出异议；王某应当按照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安排，准时抵达工作场所，按约定完成工作事项；该合同为合作服务合同，并非劳动合同，双方并不因签订本合同而建立劳动关系。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王某着重对收益分配部分作了对其有利的修改。
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王某按照双方约定参与运营自媒体账号，其每月收入并不固定，收入多少取决于双方合作经营的平台广告收入。合同签订后，王某的自媒体账号由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共同运营管理，粉丝量由签订合同前的近百万逐步涨至400万。此外，王某在北京某传媒公司推荐下参与广告制作和发布、综艺演出等活动。
后双方发生争议，王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在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4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北京某传媒公司向其支付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4月13日奖金人民币255217.5元（币种下同），以及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万元。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王某的仲裁请求。王某不服，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京0105民初9090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京03民终70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北京某传媒公司与其旗下网络主播王某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在新就业形态下，对于有关企业与网络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要立足具体案件具体分析，重点审查企业与网络主播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及确定方式，准确区分因经纪关系所产生的履约要求与劳动管理，判定平台企业是否对网络主播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中，从双方订立的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看，北京某传媒公司未对网络主播王某进行支配性劳动管理。具体而言：第一，根据北京某传媒公司与王某订立的经纪合同，王某应当按照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安排，准时抵达工作场所，按约定完成工作事项。但王某无需遵守北京某传媒公司的有关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因此，虽然北京某传媒公司可以根据经纪合同约定对王某的演艺行为等进行必要的约束，但这并不属于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管理，而是王某按照约定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第二，王某对收益分配方式等内容具有较强的协商权和议价权。王某在与北京某传媒公司订立协议的过程中，着重对收益的分配比例等核心内容进行谈判议价，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体现出平等协商的特点，而且约定分成的收益分配方式明显有别于劳动关系。第三，从合同目的和内容看，双方合作本意是通过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孵化，进一步提升王某在自媒体平台的艺术、表演、广告、平面形象影响力和知名度，继而通过王某独立参与商业活动获取相应广告收入，并按合同约定进行分配。合同内容主要包括有关经纪事项、报酬及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约定，不具有劳动合同的要素内容。
综上，北京某传媒公司与旗下网络主播王某之间的权利义务不符合劳动管理所要求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特征，依法不应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90条
指导性案例240号
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确认劳动关系/新业态用工/代驾司机/必要运营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
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为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必要运营管理，但未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对于劳动者提出的与该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秦某丹于2020年12月31日注册某代驾平台司机端APP，申请成为代驾司机。该平台运营者为北京某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中的《信息服务协议》约定：北京某汽车公司为代驾司机提供代驾信息有偿服务，代驾司机通过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接单，与代驾服务使用方达成并履行《代驾服务协议》，由平台记录代驾服务过程中的各项信息数据；代驾司机以平台数据为依据，向代驾服务使用方收取代驾服务费，向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北京某汽车公司不实际提供代驾服务，也不代理平台任何一方用户，仅充当代驾司机与代驾服务使用方之间的中间人，促成用户达成《代驾服务协议》；北京某汽车公司与代驾司机不存在任何劳动、劳务、雇佣等关系，但有权根据平台规则，对代驾司机的代驾服务活动及收费情况进行监督，有权根据平台用户的反馈，对代驾司机的代驾服务活动进行评价，以及进行相应调查、处理。
在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北京某汽车公司未对秦某丹按照员工进行管理，亦未要求其遵守公司劳动规章制度。代驾服务使用方发出代驾服务需求信息后，平台统一为符合条件的司机派单，秦某丹自行决定是否接单、抢单。秦某丹仅需购买工服、接受软件使用培训、进行路考、接受抽查仪容等，其在工作时间、工作量上具有较高的自主决定权，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注册使用平台、何时使用平台从事代驾服务等。秦某丹从事代驾服务所取得的报酬系代驾服务费，由代驾服务使用方直接支付。
此外，平台根据代驾司机接单率对其进行赠送或者扣减金币等奖罚措施。平台奖励金币可用于代驾司机购买平台道具以提高后续抢单成功率，与其收入不直接关联。平台统计代驾司机的成单量、有责取消率等数据，并对接单状况存在明显异常的代驾司机账号实行封禁账号等相关风控措施。
后双方发生劳动争议，秦某丹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2021年1月3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8074.38元。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秦某丹的仲裁请求。秦某丹不服，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1日作出（2023）京0107民初2196号民事判决：驳回秦某丹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秦某丹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5日作出（2023）京01民终60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平台运营者北京某汽车公司与代驾司机秦某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在新就业形态下，认定是否存在劳动管理，仍然应当着重考察、准确判断企业对劳动者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具有从属性特征。
本案中，虽然北京某汽车公司根据约定对代驾司机秦某丹进行一定程度的运营管理，但该管理不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秦某丹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注册使用平台，何时使用平台，是否接单、抢单，其对北京某汽车公司并无较强的从属性。具体而言：其一，从相关协议内容来看，北京某汽车公司为代驾司机提供代驾信息有偿服务，代驾司机通过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接单，与代驾服务使用方达成交易；代驾司机依约向代驾服务使用方收取代驾服务费，向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北京某汽车公司不实际提供代驾服务，也不代理平台任何一方用户，仅充当代驾司机与代驾服务使用方之间的中间人；代驾司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使用平台接受信息服务。其二，从协议实际履行情况来看，秦某丹有权自行决定工作时间、地点，而非根据北京某汽车公司的工作安排接受订单，且北京某汽车公司未对秦某丹在上下班时间、考勤等方面进行员工管理，故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秦某丹的收入系从平台账号中提现，提现款项来源于代驾服务使用方，由代驾服务使用方直接支付到秦某丹在平台的账户，再由秦某丹向平台申请提现，提现时间由秦某丹自主决定，并非由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其三，尽管北京某汽车公司让秦某丹购买工服、接受软件使用培训、进行路考、接受抽查仪容等，以及根据秦某丹接单率对其进行赠送或者扣减金币，但属于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的必要运营管理；北京某汽车公司根据秦某丹的成单量、有责取消率等数据，以及接单状况异常情况实行封禁账号等措施，亦系基于合理风控采取的必要运营措施。
综上，北京某汽车公司对代驾司机秦某丹提出的有关工作要求，是基于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而采取的必要运营管理措施，不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故依法不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90条
近年来，调解仲裁作为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的主渠道，切实发挥协商调解前端性、基础性作用和仲裁“前置、三方、高效”制度优势，将大量争议案件终结在调解仲裁阶段，有效发挥了“拦水坝”作用。一是争议多元处理合力不断增强。我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印发加强协商调解工作意见，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人社部门牵头和有关部门参与、司法保障、科技支撑的争议多元处理机制。今年初，我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已建立调解平台1500余家，有效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难、多头跑”难题。二是协商调解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建立“多渠道、社会化”的调解组织网络，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基层调解组织建设专项行动，指导企业事业单位、乡镇（街道）、行业商（协）会、工业园区等积极推进调解组织建设，提升协商调解化解案件数量在案件总量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健全“总对总”工作机制，组织1.7万家调解组织、2.6万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会同人民法院携手构建源头预防、调解仲裁挺前、诉讼托底的争议联调共治解纷新模式。三是仲裁办案质效逐步提升。修订仲裁办案规则和组织规则，强化仲裁委员会办案主体作用，指导各地稳妥处理农民工工资、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重点领域争议案件。加强与劳动保障监察联动，共同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推行线上庭审等“不见面”维权方式，为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仲裁服务。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等要求，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努力开创裁审衔接工作新局面。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统一裁审标准。明年上半年，两部门将联合印发第四批社会保险、竞业限制等典型案例。共同研究解决规范裁审程序衔接、法律适用问题，为制定裁审衔接问题意见（二）奠定基础。二是突出重点争议化解，进一步加强欠薪案件处理。参与治理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切实发挥农民工工资速裁机制作用，提升调解仲裁案件终结率。三是完善联动机制，进一步提升裁审衔接效能。共同加大对各级仲裁机构、人民法院指导力度，确保裁审衔接工作机制落实落地、争议处理合力有效发挥。
一是积极参与和推动立法。全国总工会聚焦推动治理欠薪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等重点任务，围绕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持续推动和参与修改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指导地方工会积极推动劳动法律监督专项立法。截至目前，已有19个省（区、市）完成实施工会法的地方性法规修改工作；14个省（区、市）出台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在开展劳动法律监督的机制建设、协作方式、监督范围等方面实现了一定突破，为工会深入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治理欠薪等重点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是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今年年初，全国总工会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了全面推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工作部署会，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的通知》，修改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办法》，将推动治理欠薪纳入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重点范围；与最高法、最高检就劳动者权益保障联合印发文件，建立了协同推进运用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相关协同协作机制，共同推动治理欠薪等劳动领域重点问题。目前，31个省（区、市）总工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均与同级人社部门、法院、检察院建立了协作机制。全国地市级总工会（含地市级开发区、综合试验区等）中，与同级检察机关建立协作机制的占94.6%，与法院建立协作机制的占95.7%，与人社部门建立协作机制的占96.8%，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协作机制在地市级以上基本覆盖。
三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推动治理欠薪问题。近年来，全国总工会通过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与“商、调、裁、诉、援、执”劳动争议处理一体化衔接机制为劳动者提供维权法律服务。对劳动者因欠薪、工伤等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工会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提供法律援助等维权服务。地方各级工会以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劳动用工指导服务，形成工作长效机制，推动解决欠薪等劳动违法突出问题。11月底，全国总工会开展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启动后，31个省（区、市）总工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集中向省（区、市）域内所有用人单位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对用人单位依法及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等进行提示，对发现问题或线索的欠薪案件及时跟进，推动解决。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各地工会运用“一函两书”发现线索并推动解决的涉欠薪案件共7846件，为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3.8亿元。
四是联合发布涉欠薪法律监督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全国总工会落实推动治理欠薪专项行动部署和“一函两书”制度，先后与最高法、人社部等联合发布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与最高检共同发布《充分发挥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助力根治欠薪典型案例》。过两天，全国总工会也会同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10个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典型案例。这10个案例，突出了法院、检察院司法职能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的衔接协作，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司法保障。特别是法院依法办理劳动争议案件，通过司法建议、“12368”热线等与工会合力推动解决农民工、环卫工人、工伤职工等群体的劳动报酬、伤残津贴被拖欠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等程序，与工会合力保障户外劳动者高温天气津贴发放、快递员工伤保险等权益，为我们下一步共同推动治理劳动领域突出问题提供了有力参考和借鉴。
